明确防性骚扰的“雇主责任”，是抓到了问题的牛鼻子，用法律倒逼相关责任主体，守土有责，为女性撑起一片小小的晴天。
性骚扰是一个的舶来的法律概念，但如今已经达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共识，性骚扰不是什么香艳故事，不是什么“有色的”办公室调节剂，而是对女性（也包括男性）实施的长期精神和身体的伤害。
令人遗憾的是，之前国家层面的性骚扰立法还相对滞后。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写入了“禁止性骚扰”，但“性骚扰”的概念，却游离于现行的执法体系之外，被戏称为“法律孤儿”，难以找到防性骚扰的责任人以及事后的追责对象。
这次，在民法典草案起草中，不仅拟加入禁止性骚扰的有关规定，更细化了防止性骚扰的责任主体，这些点滴进步，既折射出立法者对性骚扰问题的格外重视，也意味着遏制性骚扰迎来了硬措施、强手段，责任到位，精确到法人主体。
客观来说，之前的法典起草中，将防止性骚扰的主体，限定在“用人单位”，固然能够覆盖“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也能发挥“兜底”的作用，但这种概括式立法，也带来主体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容易失焦失准。民法典草案将机关、企业、学校等主体“点名”，这种列举式立法的模式，有利于精准定位、明确责任、重点施防。
看似很寻常、平淡的改动，其实很有深意。从现实情况看，机关、企业、学校是存在性骚扰问题的三大“高危区域”，也是立法需要规制的重中之重。因为这些主体相对封闭，存在职级、从属关系，为不法分子上下“咸猪手”、逃避法律惩罚，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才要重点治理。
明确防性骚扰的“雇主责任”抓住了牛鼻子，今后，如果用人单位处理性骚扰不力的，那么，就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赔偿、道歉的民事责任，这就触动了雇主的利益，性骚扰不再是员工之间的事。
随着民法典的正式竣工，将修筑起一道更为坚固的法律“防火墙”，而这也将成为一座见证法治文明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