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有两个著名的事实：一个是根据库兹涅茨命名的“库兹涅茨事实”，它描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则持续上升；另一个是贝尔定义的“后工业化事实”，它描述当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水平时，工业部门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而服务业则逐步成为经济的主体部门。美国专注于产业结构变迁问题研究的学者赫伦道夫（Herrendorf）及其合作者广泛研究过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数据，基本可以验证，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劳动力占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这是世界各国结构变迁过程中普遍发生的现象。
我国工业和制造业部门在GDP中的比重，近些年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相对于2007年前后的高点大概都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这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而据我所知，张斌可能是国内最早对我国制造业（工业）份额在“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中由升转降的拐点或者临界点做出明确判断的学者。他基于购买力平价人均收入、消费支出份额、需求收入弹性、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证据，提出我国在2010-2012年之间，最迟在2012年之后就全面进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
当然，依据我个人的理解，张斌提出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指的是我国制造业和工业部门进行了“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的后半段，意思是中国制造业和工业部门份额以后没有再创新高的可能性，而服务业无论是在GDP还是就业中的份额都会加快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后工业化时期”。我想大部分学者还是会认为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这跟张斌提出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期概念并不矛盾。
我国全面进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后，工业化高峰期已经过去，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推动我国从工业化后期阶段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主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大家不应该轻易判断我国制造业和工业份额以后会单边下降。制造业和工业部门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高位上的那一横究竟要横多长时间，并不容易判断，这具体取决于多种因素。虽然张斌研究员判断由升转降的拐点或者临界点已过，但拐点或者临界点之后也是有可能仍然在相对高位上维持很久。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也曾经处在历史最高位，后面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这个份额出现了下降，直至2003年才见底。之后随着我国净出口激增，制造业和工业份额再次飙升，并在2007年前后又一次攀升到历史高位。2008年之后我国制造业和工业份额的下降，跟90年代后期那一波下降有类似之处，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所以，我们不应排除未来制造业和工业份额随着周期回暖再次出现较大幅度攀升的可能性。
制造业和工业部门在“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中长期横在高位上，是有先例的。比如韩国，2018年其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6.64%，工业占GDP比重为34.05%，这个比重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来就没有明显变动过。再如德国，2018年其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0.08%,工业占GDP比重为27.38%，实际上跟德国1998年和2008年相差无几。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制造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哈佛大学发展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大量数据研究表明，制造业部门具有明显的增长收敛特性，即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上的发展速度是高于发达国家的，而非制造业部门则不具备这个收敛特性。罗德里克进而提出，发展中国家应专注于发展制造业，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制造业比重相对较大的经济体，往往有较好的增长绩效。因此，尽管我国工业化高峰已经过去，但我们仍然应该尽最大努力维持较高的制造业和工业份额，尽可能让“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在高位上横的时间越长越好，或者至少要尽可能让制造业和工业份额的下降曲线平缓些。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具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储蓄率依然高达43%，制造业和工业生产能力提升有充足的要素保障，导致我国制造业和工业份额变得平稳的根源在需求面，内外需都遇到了挑战。因此，以生产面的产业扶持政策作为支持制造业和工业发展的主要手段，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我认为，要维持较高的制造业和工业份额，当前应重点解决我国制造业和工业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这需要根据发展阶段及时调整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关系。
消费结构具有内生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会更多转向消费服务性产品，这是客观规律。但我国部分领域服务业存在明显的供给抑制现象，服务业供给抑制政策可以引导生产要素向制造业部门流动，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生产潜力。但不利的影响是服务业供给能力不足，服务品价格上涨会挤压消费者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能力，挤占和抑制了制造业产品国内消费的扩张，这样就出现了制造业部门生产潜力扩张超过国内消费需求的供需结构错配问题，造成制造业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我认为，当前最根本的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去除服务业供给抑制政策，在新的环境和发展阶段重新梳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关系，让市场在调节制造业和服务业供给结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消除部分领域服务业供给能力不足和价格不断上涨对制造业产品消费的挤压效应，进而释放制造业产品内需潜力，降低我国制造业和工业部门对国外需求的过度依赖。
维持我国较高的制造业和工业份额的另一个办法是，继续挖掘国际市场对我国制造业和工业产品的需求能力。当前环境下，我国可以通过扩大进口的方式拉动制造业产品出口。在我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农业和自然资源采掘业，能进口的尽量进口。这么做，一方面是在非制造业领域腾出更多生产要素，有利于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只有不断扩大进口，才能培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购买能力，进而促进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和市场份额扩大。以中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主动扩大非制造业进口，会强化其他国家在非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进而巩固我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长期看肯定有利于增强我国国家竞争力。这种以主动扩大进口推动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办法，建立在国际收支平衡前提上，不会单向加剧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外需的依赖，可以跟世界各国市场更深度地绑定在一起，更有利于保障我国国家经济安全。
进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除了尽可能继续维持较高的制造业份额，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避免“鲍莫尔病”。美国学者威廉·鲍莫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经济体进入服务业占主导的结构形态后，会面临到底是进入增长型的服务业还是停滞型服务业的问题。如果不幸进入停滞型服务业，那么经济增长减速就不可避免，从而出现后来学者定义的“鲍莫尔病”。赫伦道夫及其合作者最近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绝大部分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都无法避免“鲍莫尔病”，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因此当美国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时期”后，经济增速没有明显下降，这推动美国在80年代以后显著地拉开了跟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差距。
就我国而言，当前我们还有条件尽可能延缓制造业和工业份额的下滑，继续发挥好制造业在增长中的引擎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我国需要有效避免“鲍莫尔病”。赫伦道夫并未给出美国为何能避免“鲍莫尔病”的理论解释，该问题的研究还在继续推进中，我国学术界应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进展。
张斌在其著作中，对我国进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后面临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他尤其注重结构转型期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问题。在这方面，我本人有幸跟张斌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合作发表了一篇理论性论文，从财政政策转型角度重点探讨了结构转型期的扩大内需战略问题。很荣幸，我们这篇合作论文成为了这本书的内容之一。我相信，张斌这本著作对于促进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界人士加深对我国结构转型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理解、增进对结构转型问题及其政策探讨的研究兴趣，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作者：徐朝阳 编辑：杜尚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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