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宇默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这一简洁警句，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总结，也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兵民的形成，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的出现，有其特别的条件和基础，那就是根据地的建设。没有根据地的建设，很难在流动作战的过程中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也很难开展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或运动战，很难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和群众动员。
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兵民形成的基础，因此也是胜利的基础。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的《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择取了1927年到1949年这21年间多个典型根据地建设案例，以及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历史阶段，做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探究，揭示了根据地建设这一中国革命胜利重要经验的内涵。
星火的启示
根据地建设与流动作战的辩证关系
在红军长征之前，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第二阶段是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建设，也即中央苏区的建设。井冈山的社会经济条件无法支撑数量越来越多的红军的给养，毛泽东和朱德带领部队出击赣南闽西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两个阶段的来由。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已经有了根据地建设的初步经验，即红军深深地扎根于当地民众之中，既使部队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同群众结成像一家人那样的密切关系，又使部队像滚雪球那样有着源源不断的补充源泉。但在古田会议之前，红军的不少骨干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经验的重要性，这是当时红军中多次争论和讨论的重要背景。
金冲及重点分析了红四军中的著名争论，当时，有些观点认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毛泽东对此做了严肃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只赞成闽粤赣交界区域的游击，没有在这些区域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与中国革命的形势不适合”。
毛泽东的回信指出了以根据地为依托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没有依托的游击战之间的根本区别。《星火的启示》引用徐向前的回忆，分析军队一旦离开根据地、得不到政权支撑时，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像“叫花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在条件许可时把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建立起来，对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极为重要，根据地与游击区很不一样。
金冲及分析了红军既重视游击又重视根据地建设的现象：一方面，红四军下井岗山后转战赣南、闽西，流动的范围相当广，在一些重要地域停留的时间也不长。长征更不用说。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千里机动的例子。另一方面，以很大力量反对流寇思想（尤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把它作为党和红军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实践也证明这确实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导原则。
《星火的启示》对这一矛盾现象做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反对流寇思想，并不等于反对在任何条件下的流动作战。红军时期即已经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过渡，无论是“游”，还是“动”，都不是笼统地反对流动作战。在敌我力量悬殊、党和红军还没有在当地民众中扎下根来，地形和经济等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不能盲目地在某个地域死守死拼，否则会失败。反对流寇思想，不是一般性地反对流动作战，而是要强调争取以根据地建设为依托展开灵活机动的作战。
军事工作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边界斗争
革命根据地建设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综合性行动，例如，选择在哪些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考虑哪些地方的敌人力量比较薄弱、有较多矛盾，以及有条件为红军提供较充裕的给养，有游击作战和运动战的较好地形依托，等等。但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这一根据地建设的政治路线的形成。没有群众路线的政治路线，即使选择的区域提供了缝隙中生存的空间，也难以取得胜利。
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党及其领导群体都很年轻，群众路线的形成，平衡军队建设与民众运动的关系，是在流血斗争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既有胜利经验，也有失败经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年轻的党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和领导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上；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之后一段时间，仍然强调到处组织工人、农民武装暴动，尚未重视党领导的正式军队的作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使党对于党领导军队有了新的认识。但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另一种片面性情况，即重视军队作用，忽视民众运动、群众动员和组织。毛泽东同志为克服这种倾向做了大量工作。
金冲及指出，到井冈山斗争后期，毛泽东同志对必须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必须极其重视群众工作两者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认识，防止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但是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还要担负起做好群众工作的任务。中共中央8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中指出了红军与流寇的根本区别所在，“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整个红军的游击，要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古田会议指出了将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的方法，确立了系统性的建军思想，因此成为党史和军史上的重要会议。
军事工作与群众运动的结合方式多种多样。与此相应，在革命战争期间，军队组织上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的不同层次。这种相互配合和补充的机构，是人民军队的重要特点。
精当的重点案例选择
在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革命根据地有很多。《星火的启示》选择赣南闽西苏区、鄂豫边武装割据、山东抗日根据地为重点案例，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根据地建设的不同特点。这三个案例的选择较为精当，而且重视从全局的角度叙述和分析这些根据地的开拓与建设，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根据地建设的主要议题。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在抗日根据地中较有典型性。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山东的党组织破坏严重，没有根据地，但在日军侵略、国民党政权溃散之际，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迅速派遣骨干深入敌后，发展出大规模的根据地，经受住日军扫荡与国民党势力袭扰的考验。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很好地推进了八路军将士与山东本地党员干部的互调、交流和整合，为解放战争初期向东北派遣部队与华东野战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形成，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与群众结成鱼水深情。在这种军民同心的共同体结构中，无论是军队将士，还是党政人员，还是普通群众，基本的行为逻辑都不是尊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性经济政策是土地改革，这是一种打破农村剥削压迫结构、为每个农村民众的经济自主提供基础的巨大变革，其思想基础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追求平等的思想传统。中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之上的，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维系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理解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基础。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作者：庄宇默 编辑：洪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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