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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何谓青年

文/洪晓文

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社会风雨飘摇。一边是官邸富丽堂皇的军阀,另一边是衣衫褴褛、艰难活着的穷苦大众——食不果腹的流浪儿,街头唱小调的民间艺人,勤勤恳恳卖梨膏糖的大爷,自称活得卑微的黄包车夫,无钱给孩子治病而被迫在街上乞讨的年轻父母。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开场画面里,几乎所有人身上都蒙着尘,穿着破旧的长衫,留着不合时宜的长辫,麻木地、认命地活着,天空混沌,黯淡无光。那时的中国正急切地等待一条通向光明的新道路。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章士钊、邓中夏……一大批拥有救国救民热忱的革命者和思想家用新文学的力量启蒙大众思想,犹如一道划破黑夜的曙光,改变了这一切。1915年陈独秀回国创办《新青年》,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这些革命者一直都在求索。剧集里,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还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年纪相仿的赵世炎等新一代青年学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地寻找救国药方。

彼时的欧美国家政治哲学思潮喷涌,流行着各式各样的理论,但其中许多未必能用于指导实践,也未必符合中国国情。通过再现一场又一场的师生辩论和公开演说,全剧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结合历史事件,试图还原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识之士与革命者们为中国求索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担当与坚守。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者的引领下,北大红楼读书社,以及《新青年》《周末评论》等报刊的编辑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年轻的学生与青年教授们热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各派理论的思想碰撞,以期为中国找到合适的道路。

陈独秀在震旦学院(现为复旦大学)礼堂演讲里提出了当代新青年的六个标准倡议: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群有理想有信念、以舍身报国为己任的青年革命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并践行了陈独秀这一振聋发聩的发言。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饱览中西哲学典籍,却同时能意识到学问不止于坐而论道,主动走出书斋、走向基层,双脚踩在泥地里,尝试将所学理论运用在一次次的社会实验中。剧中,共产党人陈延年,最初曾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笃信无政府主义并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小组,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却不失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路上的一次有益试验;赵世炎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之一,提出组建“平民教育讲演团”启发民智,走到群众中做系列演讲,让平民百姓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他们怀抱着开放的姿态,在思想争辩中不断明晰自己的信仰,又在实践中检验真理,这是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与执着坚守之所在。正是这不断的探索,一步一步论证了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当时进步青年的正确选择。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919年初秋,陈延年、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剧中陈独秀赶到码头目送他们奔赴新征程。蒙太奇时空交叠的画面里,陈氏兄弟从西装革履、英气风发踏上旅法之路,到学成归国投身革命后,满身血污、戴着脚镣地走上就义的刑场。这一对兄弟牺牲时年仅29岁、26岁,还来不及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步伐坚定、目光炯炯,仿佛不是踏上刑场,而是走向中国的光明未来。

“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同学们,明天再会。”多年以后,为纪念陈延年、陈乔年,安徽合肥将一条路命名为“延乔路”。两位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共产党人的名字,以特殊的方式被镌刻在了新中国的大地上,守望着新时代。如今延乔路上车水马龙,道旁高楼林立,小学校书声朗朗;“延乔路”的路牌之下,人来人往,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沐浴在阳光下,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

延乔路很短,只有1.2公里。但人们知道,它的尽头是合肥市最长的一条道路——繁华大道。

(作者:洪晓文 编辑: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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