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文
北宋开国，结束了中晚唐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乱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前四位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采用分化事权方式，政治开明，世风淳朴，人才辈出。从英宗开始，又经神宗变法，北宋政治文化发生剧变，从此由盛转衰。《宋仁宗》和《大宋之变：1063-1086》两部历史作品展示了从宋真宗到宋哲宗的政治与社会流变，突出刻画和对比了宋仁宗和宋神宗两位皇帝治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对两位历史上颇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司马光、王安石给予了新的评价，对我们认识王安石变法和新旧之争的本质是很有启发的。
吴钩笔下的宋仁宗既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也没有雄才大略、鲜明个性和戏剧性的经历，貌似一位庸常的君主，生活平淡如水。然而在这种宽松无为的统治下，涌现了非常多的人才，如“唐宋八大家”，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学术界也是百家争鸣，政界则有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王安石等，都已崭露头角。仁宗皇帝非常克制自我，尊重政治规则，宰执团队和行使政务监督的谏官相互制衡，官场风气清明。书中列举了众多皇帝想办的私事而被两府拒绝、内批手诏被退回的事例。仁宗以皇帝之尊当然可以强行去做，但是他却能听从谏议，做出必要的让步，是一位真正践行了“黄老”治术的智者。仁宗皇帝不慕虚名，接受现实，与民生息，在他过世之后，民众“罢市巷哭”、“纸烟蔽空”，表达的是真切的缅怀爱戴之情。
赵冬梅教授则细致分析了北宋政治形态恶化的前因后果。她认为源于皇位继承的风波。仁宗无子，去世后只能由过继的养子继位，由异母太后垂帘听政，导致英宗在执政初期发生很大困难，这场皇室家族风波影响到了两代皇帝。英宗寿数不长，其子神宗继位后，非常想做成一番不世的宏图伟业，在北宋武备积弱，西部和北部分别被西夏、契丹包围的情况下，一心拓边。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得到了重用。宋神宗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帮他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骨干，而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成套政策正好符合皇帝的需要。这是王安石变法背后的巨大推动力，所以，王安石在被迫辞去相位之后，他的“新政”却一直都在推行，这得益于王安石早前一直在“统一思想”和调整官场以执行新政路线。
书里对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物的刻画非常丰满，尤其是司马光这位谦谦儒者、刚正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完全打破了之前人们给他贴的“顽固守旧”的标签。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源于对当时经济的观点分歧，他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个观点显然是符合农业社会实际情况的。生产力较低的社会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国家财富总量有限，国富则民穷，反之亦然。而王安石的“理财”手段无非是在零和情况下将民间财富转移到国家，以满足神宗拓边战争的需要。应该说，当时抱有司马光同样清醒想法的官员很多，而王安石在很长时间里需要用各种手段让他的思想和政策得到拥护和贯彻，种种破坏体制的做法确实导致了官场风气恶化和政治危机。书中用详实的历史记录证明了作为新政核心政策的“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造成民间疾苦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而政府取利于民确实为西北用兵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
王安石采用的是法家手段，这一流派确实很受统治阶层欢迎。一个值得效仿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一路摧枯拉朽地消灭了六国，完成了江山一统。法家讲求为了达到目标而不必细择方法。书中罗列了王安石各种破坏政治制衡结构，排斥异己、安插自己人的做法。这种雷厉风行的改革如果走错了路，也是很难纠正的。王安石无疑是能干的官员，神宗是有理想有作为的皇帝，然而脱离社会经济实际的政策毕竟走不远。神宗在财政捉襟见肘、外患无法平息下撒手走了，留给年幼哲宗皇帝的烂摊子终究交给已到残烛之年的司马光来收拾。世耶？时耶？命耶？面对新政十多年积累的沉疴痼疾，败坏的官场风气，上上下下维护新政和自身私利的官员，他就像“烈风中的一片黄叶”，终究难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力量，而对错只能留给后人去评说了。
（作者：郑磊 编辑：董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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