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学术交流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房宁老师分享了他在2017年3-4月间“走读京杭大运河”的经历。大运河沿线有发达的城市，但周边更有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等待拆迁、假货泛滥的普通农村。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使得中国就像是一个时光隧道。
我们习惯于用“将来”定义“现在”，一度以为城市的光鲜亮丽必定是乡村的未来。甚至于，“美丽乡村”，也是由城里人的田园梦和乡愁所定义的。
殊不知，在更多的时候，乡村构成了现代中国的“隐藏的角落”—你关不关注它，它就在那里；它用它独特的方式，来形塑中国的面貌。
而那，真是一个素面朝天的中国。
世道易变
2018年夏，我和同事在中原腹地开展田野调查。
我们调查的村庄，处于两个大城市的交界地带，城市已经扩张到了村庄边缘。按照村民的说法，村庄已经按下了“暂停键”，年轻人进城打工，村里的田地，老年人随便种一种，大家都等着拆迁。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体验，这个村庄其实已经“暂停”了十年时间，人们就这么等着，既没有改变现状的条件，也没有为将来努力的动力。以至于，驻村扶贫工作队也慨叹，要动员农民致富真是难啊。
生活是如此“平淡”，总要为内心的躁动找个出口。
一天傍晚，笔者和同事晚饭后散步，突然听到高音喇叭声从远处的村庄传来。循声而去，原来是邻村一户人家生了小孩，请了一个歌舞团来村里表演。在表演现场，男女老少都有，聚集观看。一位穿着体面的管事站在舞台边上维持秩序，东家则忙着给在座的每一位发烟。
歌舞团是从县城请来的，演员全是俊男靓女，表演的都是城市酒吧风格的劲歌热舞。表演期间，钢管舞和脱衣舞把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小孩在舞台前欢快打闹，大人们则安静得出奇，聚精会神地观看。
直到互动节目的到来，人们的情绪才外露出来。一位五六十岁的大爷，跑上台去和穿着暴露的年轻女演员插科打诨，还当场抱起了女演员的大腿。到了这个份上，连管事的也看不下去了，不耐烦地说：“差不多就可以了，下去吧。”
同事幼时学过相声，有说学逗唱的童子功。他说，现场演员的表演水准，尤其是钢管舞，绝对是专业水平。但他就感到很惊奇，中原地带，按理是文化深厚之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赤裸裸的“伤风败俗”的文化活动啊？
我其实一点都不惊奇。早在十余年前，我就在华北农村做田野调查时亲眼看见了脱衣舞表演。并且，那次表演，还是在丧事上，场面比这次还大，因为东家请了两个舞蹈团，演起了对台戏！
大运河途经的华北平原，是中国腹地，其经济和社会形态，是中国乡村的缩影。
脱衣舞、钢管舞这种文化产品，当然是城市文化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消费主义在农村肆虐的表现。但是，这种看似与“素面朝天”不相容的文化活动，却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华北的村庄，大抵都有分裂型的社会结构。村庄内部往往有几个社会集团，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展开全方位竞争。像满月酒、丧礼等具有集体仪式的重要场合，当然是彰显东家及其他这个小集团“脸面”的重要机会。久而久之，这些集体仪式能否聚集足够的人气，是否足够热闹，变成了是否有“脸面”的象征，至于说“长脸”的方式，反倒是其次的。
其实，每个地方的乡村社会，为了“面子”而生存一直顽固地存在。有的面子，其实是底子。比如，几乎每个地方的农民都要竭尽全力为儿子盖上好的楼房（或者说在县城购置一套楼房），为其娶上媳妇。如果完不成这些任务，对很多农民而言，就算是人生失败，在村子里也抬不起头来。以至于，这些年的婚姻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天价”彩礼屡见不鲜。
有些面子，已经成了阶层分化的象征。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村庄里的富人们为了面子，不断提高宴会规格，且不收礼金。久而久之，普通农民根本就付不了人情，办不起酒。“人情”成了富裕阶层的游戏。与之相反的是，在两湖平原和鄂西、湘西等地区，社会分化不明显，人们都有通过办酒来平衡人情支出的理性考量。
世道易变，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努力逃离乡村，却又在极力维系与村庄里的社会关系。就如中原腹地的处于城市边缘的那个村庄，村民们都在等待拆迁，一切安排都为进城做准备。但是，只要还在村庄一天，人们就无法脱离集团竞争的结构束缚，就还要在想尽办法在村庄中获取有利位置。甚至于，“天价” 彩礼、人情负担重等社会文化现象，何尝不是人们逃离乡村的心态在牵引呢？
如果不是为了尽快进城，提前透支父辈的财富积累，年轻一代索取的“天价”彩礼，甚至要在城里买一套楼房，怕是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如果不是因为对村庄社会关系没有长远预期，每走一份“人情”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来，人们也不至于那么积极地寻找一切机会办酒，甚至出现了“无事酒”。
其实，乡村是很多人的栖息地和退路，但人们未必就觉得其是世外桃源。巨变时代，几乎没有哪个村庄能够逃离城市化的洗礼，农民感触到比其他任何人都深刻。以至于，“人心不古”已经是很多农民自己的深切体悟。
笔者家乡地处闽粤赣客家腹地，算是一个比较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的地方。但这些年来，连老母亲都教导我，“现在不同于过往里，大家都各顾各了”。还举例说，我的某某同学，骗了村里某个人家多少钱，千万要注意啊。
近些年来，村里至少有20个年轻人陷入网络赌博中不可自拔，不仅自己满身债务，连同父母也跟着倒霉，帮忙起还债。按照一位村民的说法，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赚“快钱”，一夜暴富。镇里虽然有工业区，工资也还不错，但但凡有点门路的家庭，是不会让年轻人去务工领“死工资”的。
隐藏的角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6亿人月均可支配入1000元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热议。这本是学术常识，说明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这一图景背后的准确意涵并不完全理解。很显然，这六亿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
农村低收入人口包括哪些群体？
一是绝对贫困人口。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多数是因为家庭缺乏劳动力，或遭遇天灾人祸，长期或暂时陷入贫困境地。这些人口是低保或精准扶贫对象，但现有的农村低保和扶贫标准还比较低，其基本生活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但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生活水准。
二是半耕半工家庭人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庭。以三代家庭为例，年轻夫妇一半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和小孩在留守农村，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因为市场机遇、家庭积累以及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一部分半耕半工家庭有较高的收入，为城镇化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也有相当部分家庭，务工收入不高，家庭人口又比较多，导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
三是纯农户。一部分农户因为家庭生产周期及特殊的家庭任务的原因，如生育、照顾老人、陪读等，被迫留守农村。在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市场机会有限，土地产出也不高，务农收入比较低，纯农户的家庭容易陷入低收入家庭序列。
农村有广大的低收入人口是一个现实，但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中等收入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快速增长，这一过程催生了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这些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虽然名义上在城市安家落户，也有稳定的工作，但大多数新“进城”的人口，其家庭收入也仅仅是在中等收入线的边缘。其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客观上还得依赖于农村的滋补。一旦城市的就业机会丧失，或者说遭遇意外，则很容易重回低收入行列，退回农村就更是一个重要选项。
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每一个新增的中等收入人口背后，都站着若干个农村低收入人口。村庄是很多新市民家庭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既为其完全融入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又为其可能出现的进城失败提供退路。
无论是对于农村的低收入人口，还是城市处于中等收入线边缘的新进城人口，村庄都有难以替代的功能。笔者前段时间在调查山东合村居时，对“素面朝天的中国”有更为深切的认识。
“素面朝天”的村庄，虽不一定光鲜亮丽，并一度被主政者认为是需要被改造的，但它对于很多农民而言，却真实而有力量。
留守农村的老人，在为子女盖了房、娶了媳妇之后，几乎耗尽了一生的积蓄。并且，一旦完成了人生任务，他们的年纪也大了，也不可能有多少现金收入。他们根本就没有条件去买新型农村社区里的楼房，也对入住楼房后的现金支持有巨大心理压力。他们需要依赖村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物业费、水费、取暖费，还可以有庭院经济，节省了生活开支。
事实上，哪怕是拼尽全力进了城的年轻人，也对拆村并居忧心忡忡。
虽然年轻人对住进楼房有期待，但更担心自己能不能承受住楼房的代价。一位受访的年轻人，前两年已经在县城买了楼房，但仅仅住了一年就回村“投靠”父母了。原因是，生了小孩以后，家庭收入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务工收入，既要还房贷，还要养孩子，根本就无法承受城市生活里现金支持压力。
治理迭代
这几年，脱贫攻坚成了很多中西部农村的中心工作。几乎每个扶贫干部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对于脱贫这个事，怎么干部比贫困户还着急呢？
我碰到好几个扶贫干部，自己垫付资金帮助村里发展产业，希望与村民风险共担，结果有的村民还是不买账。有些大型企业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在当地建了工厂，结果贫困户宁愿在家里耍也不愿意进厂打工，工厂竟然因为找不到工人而无法生产。
有些扶贫工作组，好不容易争取了扶贫项目，为村里修路修桥，结果有的村民还打起了扶贫款的主意，想尽办法要各种补偿——占地要补偿，出工要补助，损害了作物还要青苗损失费，不一而足。
我访谈过的几乎每一个扶贫干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委屈。为了免于打扰群众，有些扶贫干部晚上去贫困户家访问，贫困户竟然不让其进家门。
今日之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个堪称为“治理迭代”的特殊时期。
20世纪90年代，乡村治理主要是服务于汲取农村资源，贯彻国家意志，且有强大的强制性权力作为后盾。因此，乡村治理虽然粗糙，且强制性手段泛滥，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支配关系却难以挑战。
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一旦没有了汲取资源的任务，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疏远起来。而在治理迭代的今天，国家以服务者的形象重新积极介入农民生活，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移风易俗等，几乎每一件事都事关农民的美好生活。吊诡的是，农民却并不一定接受国家的“服务”。
何以如此？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乡村社会其实还是素面朝天的，但国家治理的方式却变得精致无比，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悖论。素面朝天的中国乡村，人们对于生活的“算计”，和国家“统计”，很可能不是一个逻辑。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逻辑—这个逻辑，往往是地方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而“国家”恰恰代表着统一的、普遍的逻辑。
比如，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对于收入的计算取决于开支，“赚多少，花多少”，或者说“要花多少，就赚多少”，积蓄和发展的观念并不强烈。而扶贫是一套典型的发展主义话语，这一套逻辑和当地的文化必然发生冲撞。这也就可以理解，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扶贫先扶志（智）是多么地重要。
大多数乡村社会都还保留着大量的非正规经济，还存在互惠关系，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本来就难以精准计算。甚至于，人们如果太精于计算，很可能会制造社会问题，一些地方的人情负担过重就是“计算”的结果。
因此，乡村社会往往是模糊的，灰色的，易变的。但国家政策却需要精确。比如，精准扶贫要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和精准脱贫。现实却是，农民连自己的收入和支出都无法精确计算，精准的治理何以可能？为了精准而精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会泛滥起来。
素面朝天的中国，其实还处于算盘时代，但我们却已经在用计算机在测量乡村社会一切。有时候，国家能力的提升会有效规制社会，让乡村变得更好。但有的时候，过于自信的国家能力，很可能也会遭遇不适，被乡村文化反噬。
中国似乎正在经历时空压缩。今日之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元素同时出现。不同区域，因为不同的自然、历史和文化积淀，这些社会元素的组合形态也有不同。而它们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
认识中国，不可规避那些隐藏的、易变的和迭代的元素。从乡村看，素面朝天，恰恰是大国底色。
作者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吕德文
编辑 | 赵义
图片| 陈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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