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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崖遗址的发现

城子崖的发现颇有戏剧性。

1928年3月24日上午10时,一辆从济南开往青岛的火车停在了章丘西部的龙山火车站。从车上走下来两名乘客,一名叫吴金鼎,一名叫崔鸿泽。就是这两个人的龙山之行,发现了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

他们来龙山的目的是考察两汉时期济南国的国都东平陵故城。这里需要交待一下此次调查的学术背景,傅斯年先生在《城子崖》报告序言一中对此有清楚的交待:此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文化是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而“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凭籍现有的文籍及器物知识,我们不能自禁的假定海边及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於是想沿渤海黄海省份当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的地位,於是有平陵临淄的调查”。在《城子崖》报告序二中,李济透露还有在临淄建设一个山东田野工作中心的打算。因此我们知道,当时史语所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是有长远规划的,吴金鼎此行只是此规划实行的一个前奏。

我们还要知道当年龙山镇不在如今的龙山街道办事处,而是在其西武源河(东河)与巨野河(西河)之间的龙山三村驻地,当时的龙山火车站即位于该处南侧,今改称平陵城站。因此他们到达龙山后,前往东平陵是向东走,需要跨过武源河。在龙山小学张绳五的引导下,出村过河,河东岸即见一条大沟,劈开一处宽阔的台地,沟底为道路,名为大道沟,通向平陵城。大沟两壁峭立约丈余,沟口上就是这宽阔台地,当地俗称城子崖。走在沟底,吴金鼎细望两壁,土层中隐约露出大片灰土和部分陶片,阳光下一条延续数米的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可见。这引起了吴金鼎的注意,然此行为平陵城而来,不便多加逗留观察,不过这个现象终究成为其心中一个好大的疑问。

带着这个疑问,吴金鼎第二次来到龙山,约上张绳五直奔城子崖。这次考察带给他的兴奋从其《平陵访古记》中可见一二:

“本日上午,余有重要之发现……

偕张君往村北深沟从事勘查。甫抵沟之南崖。就高埠上向镇东一望,遥见一小城垣状之台地。询之张君,盖即吾人前次往平陵所经过之台地,余曾怀疑其灰土层者也……先自北端而登,至台西边之高崖下。沿崖南行。见火烧之遗迹,红土堆积甚厚。烧火之处似俱一定之形状者。崖上之灰土包含层极为显著。中含陶片,石块及贝骨等物。颇与吾人所常见者不同。未几,掘获骨质之锥二枚。其制造之粗糙颇足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余心不禁狂喜。盖前次余所疑者,今日得其实据矣。自思此址既有此类陶片及骨器,当然必有石斧石刀一类器物,可期将来之发现也。细察包含层中无砖瓦碎块,无金属及瓷器碎片,亦无煤渣之遗迹。与平陵大异其趣。其年代之较为久远,自不待言……

临行于崖上掘取陶片若干,作为标本。并作此行之纪念。自此之后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盖余已证明此龙山遗址,确认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层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吴金鼎回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将调查情况作了汇报。

民国时期,为发扬学术,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由著名学者蔡元培任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其中负责中国近代历史和语言学研究的学术机构,由傅斯年担任所长,内又设考古组,李济为组长。

转年7月31日,已经成为助理的吴金鼎,奉导师李济之命,第三次来到龙山。这次他是带着问题来的,主要是了解遗址的范围和文化层厚度。他和从齐鲁大学带来的学生一道,用了三天的时间,针对上述问题作了详细调查。根据地形地貌和遗物分布范围,估计整个遗址南北长约1华里,东西半之。还注意到“惟遗址东北界不甚显著。颇难定其边周之大小。”关于地层堆积“包含层去地平自零尺至四五尺不等。层本身厚度自一尺至七八尺。层之土色非红即灰。中含物品以陶片为最多。其余为骨、贝、石等物。单以陶片而论,最下层有砂泥质灰色陶片。中层以上有一种黑色带光皮之陶片。余名之曰油光黑陶片。……中层以上,又有一种白色陶片,但较灰色及黑色陶片为少。灰土包含层与空气接触之表面显色黄。似如他土层无异。工作时必先去此层黄色包皮,然后露出显明之灰土层。”可知吴金鼎已经注意到了文化堆积的层次,并且也注意到了上下层次间包含物的不同,并特别提及了一种油光黑陶片——这是龙山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如今称为磨光黑陶片。

调查还涉及到遗址的微地貌形态,观察到遗址表面呈现台阶状“台阶之分层,大道沟以北分三层,台亦较高;以南分二层,台较低,且愈南愈低。统全台之大势而言,西高而东低。”如今城子崖经过多年机械化耕作,面貌改变很大,已不复当年形状。故这些描述非常重要,包括后来他还提到的“冲刷层”和“鱼脊背”提供了城子崖早年间更接近原始地貌的形态资料,为我们判断地下埋藏和重要功能区的分布,保留下了更多的线索。

城子崖遗址全景(上北)

这次龙山之行,吴金鼎大致摸清了城子崖遗址的范围和文化堆积状况,对于遗址所蕴含的文化属性,也做出了初步的谨慎的判断,特别是注意到了不同层位出土遗物的区别:

“—遗址之最下层即有砂泥灰色陶片。

—油光陶片或系龙山遗址文化(后简称龙山文化)之特点。

—白色陶片自中层始有之。

—至少自中层以下未见有金属。”

这里,他已经开始将磨光黑陶定义为龙山文化的代表特点,并注意到此时金属器还没有出现,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回到济南后,吴金鼎立即将考察情况整理,上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李济主任详细地看了吴金鼎关于城子崖遗址的考察报告,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史前文化遗址,这又使他对这一事情必须十分小心。8月12日,吴金鼎受命第四次来到龙山,这次他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城子崖周边的古遗址分布情况。用了五天时间,吴金鼎将城子崖周边七八里的范围地毯式地考察了一遍。此次调查,重点虽已不在城子崖,然这里仍是他最为关心的地方,也是可以屡有所获的宝地(以下所引吴金鼎语皆出自《平陵访古记》):  

“此次系先往遗址之南部。沿崖下而行,采得标本数件。……八月十三日晨五时五十分起,往遗址南端采掘陶器标本数种而归。饭后出镇,沿东北大道前行。至遗址北端相对之北崖上,亦见有灰土层。当时掘得一带花纹陶片之盖,及陶片多块。……转登遗址北端,拣得破碎石器数块。”

“八月十四日……。先在两崖上采掘陶片。后于遗址东部拣得兽骨、兽牙及骨制品碎片数块。后于遗址中部,拣得破碎石器数片,乃归。”

“八月十六日……再往遗址。就大道沟两崖上掘得碎石器陶片等。”

调查中吴金鼎也十分注重民间走访和乡间贤达的见闻,以增加对遗址及周围区域历史地理的了解,比如城子崖西侧的两条河“东河名武源,西河名巨野。(疑为巨合)武源水之源在镇东南十里外。……城子崖(即余所谓遗址),俗名鹅鸭城……常掘出陶器。”

这次对城子崖的调查,还发现了遗址上一个重要的微地貌特征:“于通过遗址之大道南边,约在全址中部之处,发现一片被水冲刷极显着之区域。余即名之曰:‘冲刷层’。层中豆颈、鬲足、贝壳骨石片与黄陶片、煤渣、瓷片交相杂处。”   

这片所谓冲刷层就是遗址中部的低洼地,后来正式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那片淤土区域,在1990年代初进行的考古勘探中查明范围达1万平方米,是遗址中部一处重要的功能区。

对周围遗址的调查,在龙山镇的四周都有发现,特别是镇北孙家庄村南的龙山文化堆积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发现,也是城子崖附近找到的第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后来1996年和2011年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发掘中得到印证。

通过这次考察,吴金鼎不仅初步掌握了城子崖遗址周边环境、文物分布情况,更重要的是这次考察的资料进一步坚定了他本人对发掘城子崖的期盼,他相信这些考察结果必能使中研院史语所下定发掘城子崖的决心。为进一步掌握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内涵,为正式考古发掘做更充分的准备工作,吴金鼎很快地第五次来到了龙山,在遗址中部一个叫“鱼脊骨”的地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出土了骨镞、石刀等遗物。关于这个叫做“鱼脊骨”的地方,吴金鼎有生动记述: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余又到龙山。即至冲刷层上工作。……适冲刷层中部之田中有数农人割豆。田主……云,‘此处正在鱼脊骨上,故产此类石块较多。’彼即示余以鱼脊骨之范围,并引余至鱼脊骨东端。果然出此范围外,即遗物渐少矣。彼所谓鱼脊者即余所谓冲刷层也。‘鱼脊骨’三字表显地面凸起之形状颇有意味。”

对于这片处于遗址中部的冲刷层,吴金鼎判定必有重要遗存埋于其下,可能是整个遗址的关键之处。从其晚上睡前的所思所想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此判定的自信和难抑的激动:

“……是夜于床上矢誓曰,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必在鱼脊上凿百丈长之深沟,以窥龙山文化之底藉。时至今日,此志此愿犹未忘于心也。”

真应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吴金鼎此愿很快就实现了,随后史语所对城子崖的发掘中竟真的在遗址中部南北向布设了一条数百米的长探沟,将遗址做了个“剖腹探查”。

随后不久,吴金鼎还专门为了磨光黑陶片这种他所认定的龙山文化标志物又一次赶赴城子崖考察。

从1928到1929两年的时间里,吴金鼎六赴龙山,对城子崖遗址的调查,是全面而周详的,为今后的正式发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一份申请发掘城子崖遗址的报告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办公桌上时,这位将要石破天惊地提出“夷夏东西说”的著名历史学家在对申请报告反复研究后,安排李济亲赴遗址查核。

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城子崖的考察让李济十分满意。回到北平,李济向傅斯年详细地汇报了考察情况,极力推荐到城子崖发掘,听完报告后,傅斯年感觉与自己当初想法十分吻合,遂决定亲赴山东促成此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孙波 朱超 宁萌堂,选自《城子崖与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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