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文 （《神州》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要实现以上目标，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融合是历史必然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说：“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历史”，5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18世纪（包括18世纪中叶的乾隆盛世）之前，西方的工业革命尚处于萌芽阶段，给世界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正是我国四大发明，遍寻外国史料和史学评论，对18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华民族也大都饱含溢美之词与崇拜之情。诚然，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华民族遭遇劫难，体会了“落后就要挨打”。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世界标榜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进行自救。但事实证明，当我们尝试引入资本主义时，西方列强撕去了伪善的面具，他们只是希望借助文化的渗入，便于殖民化、奴化教育。试错的过程是痛苦的，它也消耗着人民对于文化的信任，但世界上哪一种文明的发展史没有曲折和停顿呢？看看为世人所公认的人类历史四大文明，如今其他三个几乎消亡殆尽。但中华文化以它特有的顽强生命力，支撑着各族同胞，历经险阻，战胜困难，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民族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浴火重生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的产生，除了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把握外，还包括对当代文化、未来文化的认知和把握。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政府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个13亿人的国家，实现了全面扫除文盲，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如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再被单独提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已悄然提升至比物质和精神更加上位的概念——美好生活，这正是物质条件极大丰富，文化也长期处于黄金发展期的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文化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建设工作紧密联系，很好的迎合时代需求的同时，很好的传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精髓，造就了繁荣的文化市场，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继承和发扬的前提是要基于对文化自信在历史和当代存在状况的正确认知，进而正确把握我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前景。若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民对本国文化产生憧憬和向往是必由之路，也是文化自信在未来的充分体现。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始终保持足够的信心，并坚持将文化自信贯彻至国家、集体、个人的文化追求之路。要警惕、防范我国当代文化发展存在的明显问题，如为博取关注，以恶意迎合审丑需求为手段的低质量低格调的文化作品，层出不穷，损害了我国当代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产生错误导向。长期面对西方文化等外来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共存局面的年轻一代，如何在当下境遇进行合理取舍，如何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我们需要对文化教育和建设进行未雨绸缪的布局和规划，让中华文化在年轻一代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
中国文化自信在抗疫过程中彰显升华
2020年初，不期而至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凶猛扩散，在抗疫战争中，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最快的速度控制疫情，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自信得到有力的彰显和升华。
我国人民在战胜疫情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绝佳精神面貌，正是源于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和传承。首先，中华文化历来强调注重人民的利益。抗疫中，“尽最大可能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等具体防控政策无不是这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战时”体现。这种人民生命观，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具优越性的核心因素。这一精神理念还体现在后期的疫情防控工作上，在防控局势依旧严峻的形势下，各省市乡镇，自发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志愿者联防队”等公益性质的民间组织，自觉自发的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开展防疫工作，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社会各界团结空前，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关键作用。疫情出现后，我国政府迅速启动“战时”响应，各项防控举措快速紧密但不失秩序的颁布实施，最快速度最大程度的完成防控人员、物资的合理调配，各类群众和社会问题妥善解决。这种面对突发灾难的快速反应和有效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革命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实战经验，以及中国人民对这种经验的高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