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影讲给你听

半月谈记者 金津秀 李典

患有视觉障碍的长春市民张国军“二刷”了电影《战狼》无障碍版本。“佳片有约,作品不断,让我们视障观众非常期待。”他兴奋地说。越来越多像张国军一样的视障人士,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或通过线上点播方式,“观看”特别制作的影片。无障碍电影的出现,为视障群体铺设了一条精神文化“盲道”,而填补这块“盲区”仍需社会更多关注。

“光明影院”项目志愿者李怡滢为无障碍电影录音

给你讲个电影

随着画面切换,旁白流淌而出,故事娓娓道来,台下观众侧耳聆听,情绪随情节跌宕起伏。在第37届国际盲人节前一天,张国军和其他一些视障朋友“看”了多场佳片。

这种无障碍电影,是专为残障群体开发的,在不改变影片长度的前提下,通过增补配音解说的方式,让视障人士“看”懂电影。前不久,服务视障人士的公益项目光明影院落地吉林,不少像张国军一样的视障人士走进影院,第一次成了电影观众。

“红色是火焰的颜色,流星是冰凉的雨,风是透明的河流……”在无障碍电影里,经常出现将各种感觉联接起来的旁白。光明影院项目联合发起人之一、中国传媒大学教师付海钲说,视障人士很难感受影视作品的视觉冲击,更难察觉演员表情和肢体语言,需要用讲述的方式弥补这些空白,让他们通过声音“看”到故事。

师生志愿者们为视障人士制作无障碍版本,主要分为撰稿和讲述两个环节,通常需要两名撰稿人观看10遍以上原版电影,整理好文案后,再由一名讲述人进行配音,每一部制作周期约25天。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杨明介绍,制作一部无障碍电影,至少要按3000次暂停键。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怡滢回忆其处女作:画面上女主角因害羞将脸埋进围巾里的镜头,如果简单表述成“把头埋进围巾”,会让一些视障观众误以为是因为冷而做出的举动。“即使一个转瞬即逝的镜头,讲述稿也要几经打磨。”

光明影院项目自2017年发起以来,团队每年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让全国的视障朋友,每周可以看两部无障碍电影。不仅在各大电影节展映,还在盲校、图书馆、社区等建立定点放映厅,惠及近200万人次。

高晓虹教授指导“光明影院”第一部无障碍电影制作

关注特殊群体文化权益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有视力残疾人1700多万。随着老龄化加重,这一群体有扩大趋势。如何满足视障人士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社会公益领域的重要议题。

2007年,上海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上海市盲人协会创办了“为盲人讲电影”志愿者讲解团。2009年,上海市残联、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成立了全国首家无障碍电影工作室。2013年,“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被写入《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北京也是国内较早探索无障碍电影放映的城市之一。2005年,北京成立了首家服务视障群体的“心目影院”。成立之初,由于条件有限,影院只有一台液晶电视和DVD机。尽管如此,每场放映活动都座无虚席。据了解,截至2017年,影院累计放映电影超过700场次,惠及视力障碍观众近2万人次。

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这项文化公益服务活动。自2012年起,无障碍电影陆续登陆东北地区各大影院;在云南,无障碍电影进入文创园、图书馆;山东定期开放无障碍公益电影院,平均每两周播放一场无障碍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赵淑萍说:“如今大众传播越来越依赖视觉效果,视障群体与普通人的数字信息鸿沟越来越大,社会更应关注他们的文化权益。”

2019年9月25日 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曾祥敏老师(左一)携“光明影院”志愿者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视障人士家中

进一步填补文化“盲区”

尽管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积极推出无障碍电影专场、成立无障碍电影工作室等,但无障碍电影仍存在发展瓶颈。

一是制作过程复杂、周期长,志愿者数量和质量参差不齐,产业化进程缓慢致使视障人士难以及时体验院线大片。

二是版权等问题。无障碍电影运作,涉及复制权、改编权、放映权等。记者走访多家放映无障碍电影的影院了解到,目前无障碍电影片目仍然偏少。由于片源选择有限,制作团队只能从已公映的电影或经典老片中筛选能进行二次制作的作品。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导演贾樟柯提出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建议国家为无障碍电影立法、设立无障碍电影制作标准、完善影院的无障碍观影设施等。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秦瑜明认为,观影不仅是一种文化活动,更是一种社交行为。视障人士进影院,不仅能够欣赏电影,还能获得一种仪式感,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视障人士能与其他观众一同走进影院,同时欣赏一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本和普通版本,更好地享受文化权益。”秦瑜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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