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孙波
了解过去，才能更清晰地认识现在。将尘封在历史尘埃中的遗迹挖掘出来，让古代文明穿越书本直观地呈现在大众眼前，这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华夏大地的自然环境、文化面貌，经济生活等一幕幕生动的历史画面便有了载体。山东近代考古学研究的序幕是由1928年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所揭开的，自此以后，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便陆续在齐鲁大地闪亮登场。
山东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被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列为中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之一，山东文化的演变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血脉相连。在这片文化资源深厚的土地上耕耘了四十年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走出了一条奋进之路，四十年的奋斗与探索、四十年的成长与蜕变，助力山东考古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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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辉煌，新篇章
从《国语》记载孔子识春秋“楛矢石砮”，到宋代兴起收集、研究考证古代遗物的热潮，再到清代的“乾嘉之学”，中国的考古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过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发展也有一段曲折的经历。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的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可谓是山东考古的滥觞时期。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东博物馆相继成立，山东博物馆的文物组便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前身。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文物考古工作任务逐渐增多，任务逐渐繁重。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的话来说，当时文物组只有“七八条枪”，他们既负责文物管理的业务，也搞考古发掘，山东文物考古工作亟须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198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应运而生，1981年正式挂牌。201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更名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人员编制增加到了80人，各方面的力量也不断充实起来，为山东考古事业的长足发展开启了新篇章。
从1980年到2020年，风雨四十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以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对山东考古进行了概括。20世纪80～90年代中期，山东考古和中国考古学整体发展水平步调一致，处于建设海岱地区物质文化史及考古学文化谱系的阶段。“山东地区的考古文化谱系到了90年代中期基本建成，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并且直到现在依旧是最清楚的。”孙波说。从20世纪末到当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从物质文化史转向了社会史的研究。伴随着研究方向的转变，学科建设也逐渐健全起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越来越多的学科渗透到考古工作中，同时还要借助科技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用孙波院长的话来说：“我们不仅要知道古人上个阶段和下个阶段用的鼎是什么样的，还要知道鼎里面放的是什么。这使得我们看到的古代社会的面相和棱角越来越多，古代社会的面目也渐渐的清晰和丰满了。”
城子崖遗址1990年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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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度，有广度，中国考古的主力军
一万年前的扁扁洞，八千年前后的后李文化，七千年到六千年的北辛文化，六千年到四千五百年的大汶口文化，到后来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在尚无文字记载的阶段，探究文明的起源，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可谓是中国考古的主力军。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表明，山东属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东史前文化形成之后逐渐向外扩张到安徽、江苏、河南等地，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地下文物资源以及开阔的学术眼界、扎实的工作为山东考古工作重大成果的取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2008年以来，山东连续六年获得“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可谓独占鳌头。从史前时期到商周，从汉到西晋，这些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也很有代表性。
“中国留下的古文献虽然很多，但真正要弄清中国历史，只靠古文献是不行的，必须是靠实物资料，才能真正把中国历史搞清楚。而实物资料就由考古学提供。”张学海如是说。在建立初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两方面的重要成果为后来的山东考古起到了良好的奠基作用。
首先是大遗址勘探，利用考古的手段，解决大遗址保护问题。城子崖、齐国故城、鲁国故城、薛国故城等遗址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处于耄耋之年，张学海先生至今回想起在十几平方公里的大遗址上工作的场景，将其形容为“手铲探铲释天书”。“通过考古钻探摸清地下文化邑城的分布情况，然后通过试掘搞清年代，确定其价值，划出重点保护范围。”从“老虎吃天，不知怎么下嘴”到搞清齐故城的年代，经历了诸多艰辛，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来的几项大遗址勘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项重要成果是普查。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山东组织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累计发现不可移动的文物单位1.52万处，对深入了解和认识山东各类文物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分布状况有积极的意义，也大大提高了确定考古发掘项目时的目的性和科学性。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山东主动组织的考古发掘和区域性考古调查、复查达70余项之多。这项工作可谓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的总动员。“这样一来我们工作方向就出来了。文物保护跟课题研究可以结合在一块，这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对张学海探索中国的文明起源，以及“都、邑、聚”理论的提出起到了良好的奠基作用。
与姜太公直接相关的铜器、北方最美的漆器、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晋墓、目前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黄肠题凑汉墓……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考古成果皆出自山东考古。“山东作为文物大省、考古大省，工作量非常大，任务非常繁重，山东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的精力配合了城市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任院长郑同修如是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发掘项目主要分为两类：以科研和课题研究为主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如泰安大汶口遗址、曲阜鲁故城、临淄齐故城等；国家基本建设考古项目，如中南部铁路沿线、孔子文化国际交流中心工程、高密市孟家沟水库的勘探发掘等。近年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完成京沪高铁、南水北调、天然气管网等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及省内各地市城市化建设工程中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东方文明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参与国家级的大型课题，让山东考古迈向了新的阶段。“通过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对海岱地区，大汶口晚期到龙山这个阶段的社会复杂化，有了一个比较有脉络的认识。”孙波说。目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参与国家文物局的另一个重大考古项目——考古中国，全力推进“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项目，这个跨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的项目要关注的是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到岳石文化这个关键阶段，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华文明早期的国家，产生的具体贡献及其贡献的机制。
曲阜鲁国故城南东门城墙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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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山东考古人的初心与使命
从西方来看，考古最早源于欧洲贵族圈，是一个贵族的职业。然而，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初建时，其工作环境是枯燥而艰苦的。自称是基层考古人的滕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李鲁滕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段艰辛岁月：曾在高温下，虚脱在齐鲁石化两醇工地十几米深的墓坑和呕吐晕倒在薛故城茂密的玉米地里；也曾肩扛自行车，泥泞中跋涉数里地，瘫坐在大雨滂沱的泥水里……然而他还是会沉浸于商周考古的研究中无法自拔。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临淄工作站的罗勋章，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段建立新临淄工作站一波三折的历程以及在马坑旁边的帐篷中度过的那个冬天。“为了保证库房的安全，半夜我都会起来查岗，一般凌晨两三点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到现在那个时间段我还会醒来，都成了习惯了。”
尽管环境艰苦，这些老一辈的考古人却始终认真地对待这个职业，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他们的努力与探索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96年退休后仍致力于我国史前文化、图像文字等历史研究的王树明认为：“考古工作是个猜谜的工作，首先通过踏查大概判断其年代，然后再进行钻探，看看里面有几个文化层。如果判断不出来，就破坏性地打条沟看看。此外，还可以通过碳十四检测的方法来准确判定其年代。”退休之后还继续兼任《海岱考古》执行主编工作的何德亮研究员，回想起那段艰辛考古岁月，他觉得平淡而又快乐，“做田野考古工作要非常认真，不能马虎，作为领队，更要严格认真地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西河遗址
挖过十几处遗址的张溯是山东文物考古院年轻一代里的中坚力量，在他看来，与老同志相比，年轻的同志，需要随着学科的发展掌握更多的知识。“山东考古的初期工作主要是摸清山东考古的基本情况，从而建立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我们现在相当于站在老一辈的肩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学科发展上看的话，现在的考古工作对考古工作者的要求更高，专业性更强。”薪火传承，这是一代代考古人的初心与使命。（作者：高菲）